《作死》原著真理 別對生命太認真

引文：蘋果日報文化版，2012年8月7日

《時代》雜誌把他列為世上影響力百大之一，《紐約時報》喚他為印度史上最暢銷的英文書作者。他寫過五本小說，都被改編為「波李活」（ Bollywood）電影，其中一本《 Five Point Someone》就是賣座電影《作死不離三兄弟》原著，三個儍瓜，亦是他的寫照。他是 Chetan Bhagat，原籍印度，拿香港身份證，本來是銀行家，卻因生活不快樂，轉而寫作，成為印度年輕人的偶像。

記者：何兆彬
攝影：伍慶泉

Chetan創意規條：

1.多讀書——多讀不同的故事，這有助你的想像力

2.不要太忙——在 Google內，有20%時間是讓你呆坐的，你沒有時間，就沒有新念頭。

3. Be Happy！開心的人比較有創意！

想怎樣過生活？

「我在97年來港時，取得香港身份證。」當年他來港做銀行，08年舉家離港， Chetan在香港一共居住了十二年，「我當年在長江大廈工作，回印度至今也有四年了，有時我會回來探朋友。」
《作死》的原著小說《 Five Point Someone》04年推出，看過電影或讀過原著的，都知道他嚴厲批評填鴨式考試制度，「我常強調人生要平衡，不重視人際關係的人，成功了也沒有意義的。有些人到了45歲才說我早應該怎樣怎樣，他們年輕時應該早就知道要努力、要成功！但如果你不重視人際關係，便會喪失生命的火花。」說來容易，但如何去平衡呢？「電影在中國及香港受歡迎，大概是因為亞洲國家教育制度都一樣着重分數，有時會把學生逼上絕路！小說寫的都是我的大學生活，由於教育制度如此，結果壓力超大。學校生活其實沒有甚麼活動是長知識的，亞洲學生如此勤奮，成績都很好，但沒有創意，所以這樣成長的人，都不怎會追尋夢想。」
亞洲的填鴨式制度，只有少數勝出，多數人落敗，於是有人自殺，「不自殺的也很挫敗。我希望年輕人能夠明白，考試失敗了，不是世界末日！讀書考試只佔人生15-20%。」 Chetan說，這樣的教育制度下，訓練出來的印度年輕人，工作有效率、稱職，「你叫他做甚麼他就做，像羊群一樣，跟美國年輕人不一樣，印度人不會打破常規，不會有人小小年紀就創業。」很多亞洲小孩從來不問自己，想過怎樣的生活？我相信，如果你喜歡做一件事，一定比起你做不喜歡的事好。出息的麪包師父，不一定賺得比一個平凡的醫生少！」

■ Chetan也有香港身份證！

■《 Five Point Someone》被改編成《3 Idiots》，大受歡迎，在印度及國外屢破票房紀錄。

■對於小說被拍成電影，他說：「我覺得不錯呀。在印度還有很多人不識字呢！況且我小說寫英文呢。再加上，看電影的人實在比較多！」

印度太有自由

講座中，陶傑問他中國人會認為是共產社會沒有自由，但 Chetan認為印度太有自由了，「自由也可能被濫用呀！這個與共產主義無關，相信我，現在中國比起很多地方都要資本主義！我來舉個例吧，如果一個爸爸帶孩子到公園，突然下起雨來，在印度，父親一定會說：回家吧。但在美國會怎樣呢？父親會問：你想回家嗎？這是文化價值在傳統上的分別。」美印訓練出來的學生有別，創意自然也有別。 Chetan說，印度也有很不錯的打工仔，有千千萬萬個電腦工程師，但就是出不了 YouTube、 facebook這類創意工業。
Chetan自己是否也受過這苦，在父母的指點下成長？「對，從前的我就是這樣，你叫我做這個嗎？好，我去做。然後考這個試嗎？我又去了考，然後我來到香港，在高盛工作，住半山，已成就了印度之夢（ The Indian Dream），然後怎樣呢？然後我發現自己不快樂！父母要求我做的，我都做了，但我不快樂。」 Chetan承認自己讀書時擅於考取高分，但取得果實，咬開來卻不是快樂，「結果發現我必須追尋做作家的夢，這不是人人都能承受的轉變。我告訴自己：人生還有很多事物值得追尋，很多人追隨自己心中所想。」
回頭看，你可曾享受做銀行家的生活？「我也享受我的薪水，但生活除了錢，還有很多，但是你錢再多，也不會令你更快樂！」甚麼會令你快樂？「有自由去做你喜歡的事，而你又能把它們做好，這樣人就快樂了。」

■《作死不離三兄弟》的原著小說《 Five Point Someone》。

不放棄夢想

Chetan直言亞洲的價值觀都太保守了，年輕人都不敢冒險，不敢尋夢，甚至不敢問問題，「結果大家都走同樣的軌道，只求財，他們在生活上很容易妥協。這些人沒有熱情、沒有夢想，也許有人本身喜歡烹飪，但廚師賺得不多呀，結果就去了當銀行家，我生命上就遇過這樣的人！好多人來找我，開誠佈公，坦白告訴我他其實是想這樣，但不敢！在亞洲，生活充滿壓力，一定要往上爬，努力賺錢，因為大家每天讀到的都是『成功故事』，感覺上，人人都這樣做呀，我不這樣做就被拋離了！」
以上的話，說來容易做來難。 Chetan可是一步走過來的，97年來港時，他在高盛（ Goldman Sachs）當 Banker，住半山區，賺取高薪，要放棄安穩，怎下這決定？「要當 Banker也不易，剛入行時你要超級努力，但一年一年過去，工作上軌道了，又有同事跟你分擔工作，開始賺取 Good Money，這時候要離開看來愚蠢之至吧！我剛當作家時，收入跌了八、九成，到如今才大概回到銀行時期吧！當年做決定時，也不知道會否成功，當初也遇過困難，有幾個星期甚至無工作可言。不過，一旦你能夠全心全意放在喜歡的工作上，自然會露出曙光。我們當初不明白，因為我們不相信自己！只要你謙遜地準備好了，是一定做得到的。」
Chetan的決定很不容易，因為連自己的身邊人，當初都不讚成，當時他已婚，孿生孩子已出生，生活上有負擔，「花了兩年，我連續寫了三本書都大賣，她才開始認同。」戲中喜愛野生攝影的 Farhan跟父親說出自己的夢想，但現實中卻沒有發生，「我的父母還好，他們接受我的夢想，但我的外父外母起初對我的決定很不高興。」

■《3 Idiots》在多國票房凌厲，今年被火速改編成 Tamil（坦米爾語）版本，票房仍然火熱。

■ Chetan好幾部電影都被改編成電影，第一部是由《 One Night@ the Call Center》改編成的《 Hello》。

■ Chetan另一部作品《 Two States》，寫印度婚姻，「我來自北印度，妻子來自南印度。一般來說，南北兩種人是不結婚的。在印度，還在很多鄉鎮是父母替你找新娘的！」

不要想，做吧

也許不是很多人知道，《作死》的原著小說，大部份是在香港的圖書館寫成的，「有時在中央圖書館，有時在大會堂。」他笑言公司內有 LBDN政策，也就是「 Look Busy Doing Nothing」（看來很忙，啥都不做），「哈哈，好了，我承認當老闆不在時，我有在公司寫作啦，有時公幹時也會在飛機上寫！我的同事很努力很努力的工作，結果輸了，而我甚麼都不做，反而表現最好！」
由於關注年輕人， Chetan對印度社會常對年輕人議題發表意見，在當地被認為是 Icon多於作家，「印度是個很年輕的社會，大概七成人口是35歲以下，我想中國也大概如此。你說我是 Target Writing也好，我就是寫給年輕人看的，我不是說閱讀我的書會改變他們一生，但多少總有影響的。有人跟我說，他本想做麪包師傅，但他母親想他做牙醫，讀了我的書或電影後，他有自己想法。」他對印度年輕人有巨大影響力，說法也大膽創新，曾說： Don't take life so seriously（別對生命太認真），「若你太認真，每次挫敗和失望都時刻記住，是不可能快樂的。這就是我那句話的意思。」
對於有寫作夢的年輕人，他的意見與倪匡不謀而合，十分簡單：「做吧！如果你想做歌手，你必須高歌；如果你想做畫家，你必須繪畫，所以如果你想成為作家，寫吧！不要只是在想，很多人只是不斷在想，那成功是不可能發生的。」為甚麼那麼多人不斷想，而又不做呢？「因為大家都只想寫出曠世傑作，但你想寫就該寫，小的、短的都寫，沒有練習，成功不可能出現呀！」

■書展期間，與陶傑舉行座談會，全場爆滿。

■座談會後替讀者簽名，大排長龍。

義本無言 鍾庭耀

香港學者眾多，被中聯辦郝鐵川口誅筆伐者，只鍾庭耀。 


這世界有演繹民調的評論家，有騎劫民調的政客，卻原來最觸動西環神經的，是人民心聲，而鍾庭耀是收集之人。 


就在梁振英當選前的一夜，民間投票的點票義工聚滿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辦公室，總監鍾庭耀手執二十多萬市民選票，仍是一臉木訥宣讀數字，不評論不演繹。 


記者可憐自己，也可憐當晚趕截稿的傳媒，連一個可用的sound bite 都找不到，相比某些人，挾着幾百個人的意願，已在指點江山。 


「個別媒體成日叫我，你一定要俾sound bite我，唔係我點做？對唔住，我真係無得俾。」 
五十四歲的鍾庭耀說：「我係有刻意保持中立，我唔介意其他人評論，但要同數字分開做，我們需要客觀的數字。」 


但你揸住二十二萬張選票仍不能暢所欲言？ 


「有時的確覺得犧牲了，但這個世界，做了這個崗位，就唔可以再做其他崗位，這是必要的代價。」 


放棄sound bite，換來誠信，因此十二年前的民調風波，當代表港大校長的大狀陳志海，在聆訊上向他宣戰：「我要挑戰你的誠信！」他可以擲地有聲地反駁：「I know, but you will fail, sir.」 


民調二十年，他一直小心慎言，不想有天因鍾庭耀之名，廢了民意。 


也許，義本無言。


http://kornhill.dyndns.org/next/magdetails.php?book=4&issue=1151&page=0323905861

《壹週刊》- 一腔怒火 兩行眼淚 李偉才

（刊於1148期《壹週刊》）

一腔怒火　兩行眼淚　李偉才
http://kornhill.dyndns.org/next_2/magdetails.php?book=4&issue=1148&page=064536631

轉載：《哥林多前書》的公共性

（轉載吳加恩「無法還原的痕跡」博客文章：林家揚博士【爭議與神學：哥林多前書篇】演講：《哥林多前書》的公共性）

http://isaac604.blogspot.com/2012/03/blog-post_15.html

金庸小說的理想與現實

（刊載於《讀書好》2012年3月號）

吳靄儀
大律師，現任立法會議員。八十年代曾任《明報》副總編輯，後為督印人，與金庸合作多年。她曾在《明報》撰寫專欄，評論金庸武俠小說，先後結集成《金庸小說的女子》、《金庸小說的男子》、《金庸小說的情》、《金庸小說看人生》四本專著。


讀：《讀書好》
吳：吳靄儀


讀：你評論金庸作品多年，武俠的世界其實跟現代相差甚遠，為甚麼武俠小說這麼有趣呢？
吳：首先我注意到這幾年香港武俠小說，特別是金庸小說，沒有過去的流行。我看武俠也感到與現代世界有很大距離，大家都像是用「傳統的科幻小說」角度去看，想看歷史、傳統文學、傳奇、說書，想聽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故事。這對於離開家鄉的留學生以至一般香港人都很吸引，殖民地時代香港滲入了很多英國文化，逐漸現代化，但也想知道自己文化根源是怎樣的。中文有很多詩詞與歷史，都有文化與道德規範的內涵，現代社會中仍然存在，跟我們仍有關連。近年的人比較着重經濟利益，生活都有問題時，傳統價值就跟他們關心的事太遠了。


讀：金庸改寫了三次，改動甚大，你專欄中就指韋小寶變成了「整過容的美人」，你認為哪些是好的修訂，哪些是壞的呢？
吳：一般而言，我都不喜歡金庸的修訂。最初金庸小說是連載的，金庸忙中寫作，少不免有瑕疵，作者當然想矯正。另一個因素是金庸有時離港，叫倪匡代筆，出全集時沒理由還用人家的文字。又有說是倪匡趁金庸不在時，「解決」了幾個人物，回來發覺沒了，他當然不服氣，要還原了，哈哈！這我是理解的。但有些是他因應讀者反應而改寫的，這通常都不太好。一個作者寫作時，通常有其理念，如果為了迎合大眾要求，不想結局悲慘、不想主角娶了壞人之類，就把壞人寫得好一點，是失真了。金庸起初覺得自己只是寫消閒小說，讀者開心 ww就可以了，但有時不應如此。我覺得改差了的，如《射鵰英雄傳》中南琴的一段，是否刪除了故事就不完整呢？不是。但寫得好的，刪了可惜。有的橋段很創新，修改後卻平凡了，《鹿鼎記》的韋小寶就是例子。當時金庸寫韋小寶這人令我很憤怒，為甚麼要破壞我們美好的期望呢？這種市井小人，沒義氣，跟過去的主角很大分別，我們讀書人很難理解，金庸就把韋小寶越改越正氣。但回想起來，原本的韋小寶是很創新的反英雄，改成平凡的好人就令人難以置信。


讀：即是你認為作家應有一致的世界觀。
吳：對，要忠於自己的創作理念，不能為了討好讀者而一改再改。有些修改像是表達他認為以前的理念不正確，他想令讀者感到自己道德較完整，這也不好。小說是求真的，感情要真實，改了就矯情。


讀：金庸的修改代表他本人改變了很多。
吳：我認為是的。曹雪芹也不斷修改《紅樓夢》，改不是問題，為何要改才是問題。起初金庸不過是一介小作家、辦報人，逐漸有了社會地位後，他覺得自己要立個好榜樣。為此要修改，把小說變得虛偽了。


讀：你寫過金庸的主角常有種英雄氣概，征戰一生後，要抉擇應飄然引退還是捨身取義。金庸最初有這種困境，那他成名後期是否已經為主角選好了一種出路？
吳：你可以看《鹿鼎記》中，韋小寶的作用就像《儒林外史》的人物，諷刺政治骯髒，皇宮如妓院。但當金庸成為正統後，康熙越修改越英明神武，變成英雄，韋小寶討好權貴變成正面的事，好像他們是真正的朋友。金庸走進建制，為建制講好話，跟以前挑戰權力、為道德犧牲的氣概轉變甚大。


讀：傳統文人追求明君，祈求管治開明，暴政不可取；但若英雄要挑戰暴政，卻是注定失敗的，還應該悲壯而死，這不是很矛盾嗎？
吳：傳統中國人要有理想，但世界根本不理想，因此為理想犧牲很偉大，像歷史上的蘇東坡。我理解要歌頌犧牲的精神，但我接受西方教育，覺得這種社會很不健康。金庸有對權力反叛的一面，《書劍恩仇錄》中香香公主死時，就用血寫下「不可信皇帝」。除了原版《鹿鼎記》換上嬉笑怒罵的方式，金庸小說都指出權力會腐化，明知會死都為理想對抗權力，《書劍恩仇錄》陳家洛終究要對抗乾隆。你可以選擇飄然遠去，不受權力污染，但始終權力會勝利。《鹿鼎記》修改後，權力卻變成正面的事，康熙玩弄權術似是正確的，只要能拯救天下蒼生就可以了，天地會反清復明不過是笑話。可能金庸見過鄧小平後，覺得共產黨也有好的一面，沒有權力支撐，社會可能更亂，開明專制還更好。很多人以為不強硬對抗，就能在建制中發揮作用，我覺得是自欺欺人。


讀：個人跟民族大義又如何取捨呢？
吳：郭靖在蒙古長大，但要他攻宋時他選擇守城。他不是從民族大義出發，而是為老百姓着想，深明戰亂之苦。喬峰面對的更甚，天地之大，何處容身？唯有自盡。《倚天屠龍記》張無忌對民族家國沒大興趣，只記掛幾個老婆；《笑傲江湖》又寫江湖爭霸毫無意義，不要像左冷禪這種人只想做武林盟主，其實最應追求藝術靈性交流的世界。


讀：你又說過金庸小說雖然追求理想，但更追求人情世故、圓潤的手法。
吳：比如《俠客行》中阿繡教過石破天一招「旁敲側擊」，比武勝出了也要扮成輸，說「大家今天不分勝負，後會有期！」為人留情面確是假話，但是善意的；《鹿鼎記》那種世故就有點過火了。


讀：《鹿鼎記》是敗筆嗎？
吳：不，其實是寫得最好的一本。金庸小說的人物都不是真的，像京劇一樣，只是理想型，小龍女美若天仙，喬峰是大英雄，都是為我們寫下一個典範。《鹿鼎記》是一種突破，變得寫實了，文筆活潑，十分流暢。雖然人們在現實有不滿時去看武俠小說，希望人有俠義之情，但《鹿鼎記》始終是好的創新，只是修改後太虛偽了。


讀：那麼幻想中的理想較好看嗎？
吳：如小龍女的女主角，一定是讀書人的夢中情人吧。黃蓉這種就不是夢中情人了，因為她太聰明了，要顧全的事太多，看得人都累了。


讀：你時常用「倚天屠龍」作比喻，二十三條、遞補機制是屠龍刀，法律、公義是倚天劍，為甚麼呢？
吳：政治議題比較難明白，我就想找大家熟悉的東西比喻。你說出了制衡的概念，武俠小說就是說權力與權力之間的制衡。俠士要殺昏君，一個人怎可能抗衡一個權力系統呢？就像墨子所說的俠，雖然出世卻為弱小打拼。「倚天屠龍」很形象化，有「武林至尊，寶刀屠龍；倚天不出，誰與爭鋒」的歌訣，容易明白。


讀：那如何避免像武俠小說一樣，為了復仇把事情黑白二分，最終做錯事呢？
吳：復仇就像是你生下來就要負上的責任，要犧牲很多東西。復仇在現代不可行，帶出的其實是如何在矛盾中自處，像喬峰就唯有自殺了。金庸原本在《笑傲江湖》也想突出黑白難分，正派中有敗壞，魔教中有正義，後來寫到正派完全變成邪惡，像岳不群；邪教卻變正派了，始終是黑白分明。


讀：你讀過哲學跟法律，從這些角度又會怎麼看？
吳：金庸小說就像京劇，顏色分明，不適合提出答案，但可以凸出問題。看見問題後，如何解決呢？各人要自己找答案。金庸提供了很多不同答案，郭靖決定殉城、陳家洛跟紅花會退隱、也有大團圓結局，提出標準答案的話就是教科書了。我讀的是批判哲學，看答案之間如何互相衝突，從中找自己的決定。《鹿鼎記》的答案是沒有抉擇，只走自己喜歡的路，這就最好了。


讀：二十多年前你寫過《小寶治港》，文武全才都失敗時，不如就靠韋小寶的福氣治港吧！今天我們真的有一個像小寶的特首參選人，是否悲哀呢？
吳：當時我意在諷世，面對九七議題，忠於中華民族還是香港價值，我們覺得嬉皮笑臉、走精面這些是不好的。但時至今日，韋小寶卻被人推崇了，民情接受了圓滑求存左右逢源，做大英雄反而是佔據道德高地講廢話。《飛狐外傳》中寧願殺子也要求清白，《射鵰英雄傳》李萍說我窮但我不貪，武俠小說更注重道德尊嚴，今天已經覺得是愚蠢了。


讀：如果康熙是中央，天地會是泛民，那誰能做小寶呢？
吳：相較起來，康熙更像個英雄，為天下蒼生做好事壞事，他問過，他做皇帝不好嗎？為甚麼要冥頑不靈呢？就像泛民要追求民主，有人寧願要經濟民生，不要這種英雄。《鹿鼎記》仍有其寓言價值，但出版時香港的反應，今天轉變甚大，現實不完美，理想難求。


讀：所以現代容不下英雄。
吳：人生不理想，但一定要有理想。武俠小說是最單純的理想，現代沒人叫你保家衞國或報仇，但你仍然可以追求仁義，可以為責任犧牲自己的安樂，可以忠於朋友。金庸小說的事並不會發生，像《趙氏孤兒》一樣，但道德情操是萬古常新。即使在古代，理想也可能是過時的，只要你自己重視就可以了。

社會發展 房屋指數10年最差

【 2012年03月08日蘋果日報】香港淪為「樓奴之都」。社會服務聯會公佈最新的社會發展指數，房屋分類指數首次錄得負數，是過去 10年表現最差，逾 14萬人輪候公屋，住戶開支比例增加至逾三成，負擔越來越重；兒童、青少年和低收入社群也現倒退狀況。社聯預警下屆政府，深層次矛盾進一步惡化，將危及管治。

民怨積累挑戰管治

社聯自 2000年起，每隔兩年進行一次社會發展指數研究，昨發表第六份報告，分析 2008年至 2010年本港 14個社會範疇的發展，包括家庭團結、房屋、經濟和教育等。研究顯示，整體社會發展指數由 2000年的 138升至 2010年的 188；其中 11個範疇均有升幅，惟房屋方面則大倒退，由 2008年的 118，大倒退至 2010年的-5。

社聯行政總裁方敏生指，現時劏房、板間房和籠屋的租金呎價，已接近港島區的私樓租金水平，基層市民再難捱貴租；且前年輪候公屋人數已達 14.5萬，較 2008年增加逾三成，輪候人數也持續上升。她又指出，單是住屋開支已佔住戶整體開支達三成二，生活負擔加重，預計房屋指數會繼續暴跌，情況令人憂慮。

研究也顯示，兒童、青少年和低收入社群的生活狀況現倒退。低收入人士狀況更錄得負增長，由 2008年的-2惡化至 2010年的-30，失業情況嚴重，窮人六成生活開支用於住屋和食品，通脹加劇更，生活每下愈況。

方敏生批評，本港經濟發展雖有顯著增長，但政府管治和施政不當，民生未見受惠，貧富懸殊越趨嚴重，社會怨氣越重。她促請下屆政府訂定長遠社福規劃，增建公屋和補助低收入家庭等。她警告若民怨繼續積累，弱勢社群被邊緣化，勢危及社會穩定，政府管治將再受直接挑戰。

一切由「電視看不到陳奕迅」開始 ——一個神秘apps創辦人的獨家訪問

黃靜應是我的大學同系生。她這篇訪問特別之處，在於將人物身份隱去，但在訪問中，又可以看出他們在音樂界應不是nobody。WHO的消失不一定等於訪問失去意思或者重心，而是正如受訪者言，沒有先入為主，更將注意力放在他們做的事上。

（轉載：原文刊於1月13日信報，作者於翌日將個人原版本刊登到Facebook上）


專題報道 | 文 黃靜 


(not the same as newspaper version) 


會客室內，我跟不願上鏡、不願在訪問裏表露身份的甲、乙兩個創意媒體人，做了一個不願談「在做什麼」、「未來做什麼」和「為何這樣做」這個透明度極低的獨—家—訪—問。 


「其實你可以作個古仔，鍾意講乜都得。」甲說。 


「若我們有個message，這個message就是我們並非玩嘢。」乙說。 


「令香港人開心就得了。我們想得很簡單。」甲說。 


「我們不是高竇。我們不想做英雄，brand行頭，我們不過想做人與人之間的東西。」乙說。 


我回道，但這個城市已經對你們的所作所為有所反應。想起你們底，想知道什麼葫蘆賣什麼藥。不知何日開始，商品推銷之間，鬧市裏，兀然豎立了林林總總鮮黃或海軍藍的、只有一句曾經hit爆的廣東歌詞的大型廣告牌。本應只會在K房內、舞台上、耳筒裏橫流的情欲，竟大模斯樣與異化、集體、消費主義的社會秩序「文本互涉」。從特定的娛樂場景剝離，歌詞突然紛紛成為「給香港的情書」。 


今天路經，仍令我想起，只有宗教團體才會在街道上「買廣告寫大字」——「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這麼多廣告始終花費一筆。看來你們真的有話跟香港人說（而不止於soft sell『四百萬養大孩子』那種賺人熱淚氹你落搭的廣告）。」 


「就是『不相信會絕望/ 不感覺到躊躇』囉。」甲說。這句出現在世貿對出，幾層樓高，正是《古惑仔》中陳浩南與山雞大搖大擺的銅鑼灣。 


「或者『世界末日到了麼/就算終結會如何』，大家點先？」乙說，挑機狀。 


「哈你們好像講緊沙士時期的香港。」 


「現在仲衰過沙士。」甲說。 


「當時還會團結一些，現在是自私，大家都為自己，為搵好多錢。」乙說。 


「為何現在的人要去到咁盡？」甲說。 


他們反轉了廣告方程式，沒明星沒嘜頭沒產品資訊無誇張圖畫。現在連我的訪問都要反轉：無人名、職銜、專業、品牌與機構簡介——在大眾傳媒裏，這些才算是可信指標。但他們就是要想像、營造一個「只是人向人說話的世界」。是故他們一邊向我的問題說不，一邊跟我談笑風生。「其實你可以作個古仔，鍾意講乜都得。」 


廣告，可以是記憶 


粵語歌詞是香港最頑強的集體記憶：香港人內心深處的腹語。 


面朝政府合署人山人海的灣仔天橋上，急急腳的打工仔路經黃底藍字的廣告板，上面寫上LMF的rap句「想我都想好像中咗頭獎/有嘢唔駛做/老闆又吹我唔漲」。 


沿路的士車身又有「明明綠燈/轉眼變成紅燈」，聖誕前後消費廣告中間，夾着「Merry merry christmas/lonely lonely christmas」。地鐵燈箱寫有「感激車站裡/尚有月台曾讓我們滿足到落淚」；還有「愁或喜/生與死/也是香港地」、「煤氣燈不禁影照街裡一對蚯蚓」..主要圍繞近二十年流行曲，最舊有陳百強，最多當然來自林夕和黃偉文的手筆。 


有人說那是她看過最深刻的廣告。有人拍下、截圖，有人把黃偉文歌詞與毗鄰的鐵達時廣告串連。有人開始不耐煩，以為他們故弄玄虛。 


鋪天蓋地？這一百款廣告牌，更像打游擊。「買的都是最平的位置，非行車的、隔涉的..一個紅隧口廣告便可抵上我們所有。」 


But the spell works。 


「若行內人想推廣這種服務，也許就會即時啟動『預設』︰明星代言、collag e 一堆相片。其實有什麼關係？郭富城跟你說這個service好，往往還加上『音樂．共享』幾個大字。」「以召喚情感共鳴去做生意，是否很計算？說真的，若整盤生意失敗，香港人開心了一下，也不錯。」歌詞廣告板右下角還有個小小的網址www.iknowthissong.org，是一個music sharing apps網頁，只留下一個叫Soliton 的組織名字，並無介紹。你只見到熟悉的音樂人、藝術家，或陌生人的playlist，和每天一百個apps試用額每每爆滿，有人在面書上說抽極不中。 


數碼音樂平台再定義 


這不就是一盤apps的生意麼？ 


怎麼登記成「org」，滿以為是什麼「保衞粵語運動」。 


「只是登記不到com。哈哈。」相信這是首個香港發展的音樂分享apps。外國不少早已發揚光大，Spotify和Rhapsody也剛和facebook合作，進一步擴展版圖。 


「我們不是做rocket science，不是開天闢地新技術。我們在重新定義用途本身。這是一個服務，但也是創意概念先行，微觀用者是怎樣的人，注視『身份記認』。而不是歐美或某些公司以科技去做招徠。好像每個人花很多時間update iPhon e，我們總是反過來在serve科技。不很奇怪麼？」Soliton網頁上最清晰的也只有廣東歌詞。所有apps服務都由歌詞包裝，若是香港人，或熱衷香港音樂的男女，才心領神會——這不是秘密組織是什麼？ 


例如，噏句歌詞，以聲音識別歌曲，是為apps裏「兩鬚斑白/都可認得你」的「voice recognition」。又或追蹤你的偶像、名人或陌生人在聽什麼歌：「現在網絡平台發展成『垂直社交網絡』，我們正在做音樂版的垂直網絡。」最後是主動介紹些和你口味相近、遠方朋友同步在聽的相關作品，未必是派台歌，乃在主流媒體以外發現遺珠。 


其實這些功能都見於現存的歐美音樂apps，「但它們沒有廣東歌。」甲說，之後會加上新遊戲，「都是為好玩。很想推廣以前香港強大的改編文化，並包容今天網絡時興的歌詞『後創作』。」 


其實，有人聽歌 


聽甲和乙娓娓道來，令人以為music sh aring apps作為一門生意，充滿未來。這令人不解：唱片工業大受打擊，大家不是以為音樂工業已是明日黃花？ 


甲：「YouTube十大點擊有三至五首是歌曲。有些人話你知，現在音樂事業不行了，沒人聽歌了；但一些客觀數據告訴你，並非如此。」 


評論人洛楓看過今年一些音樂頒獎禮，在網絡上寫：「到底是我太懷舊、太眷戀八、九十年代香港流行音樂的光輝歲月而無法投入這世代的歌音？還是眼前的聲色真的褪色了而無法撩動心弦？..真正屬於這世代的歌音根本進不了目前樂壇（假如有的話），腐化的建制，不是私相授受就是壟斷和利益交易，強迫大眾接受一個五音不全、聲底太薄只會張口的所謂歌手！..於是，真的想聽『好歌』、『好聲』和我們的『時代歌曲』，只會在網絡聽..」 


事情都在網絡發生了。 


甲：「我一直為音樂人做唱片封套。我遇到很多熱情的音樂製作人，依然好有力量。許冠傑代表香港？現在的歌手音樂也代表香港。」但筆者質疑現在的音樂少了影響力？「是現在的人不懂得欣賞，只懂得鬧。」甲回應。 


乙：「音樂有得做。為什麼？我們三人從事網絡或媒體，反而不是來自音樂工業。在核突狹小的商場寫字樓開始。緣起是在2010年尾，為大電子品牌發展intern et TV。當時無綫和四大唱片公司割絕，亞視又沒音樂，可以試試集中做音樂..若是個人版本，其實一切源於我太太問『為何電視看不到陳奕迅？』開始。大企業之間的瓜葛，與市民口味無關，就這樣切斷了流通。」之後Soliton找到中外投資者，辦公室細屋換大屋。但這時，無綫已和唱片公司解凍。江山未改，霸權難移。 


IFPI中港台報告指自1990年代中的十年間唱片銷量下跌85%。出奇在，根據外國一些報告，唱片公司在銷量大瀉下仍能賺錢。香港的唱片公司還是光鮮如舊，勇奪金曲獎的樂隊卻三餐不保。不少網絡平台的有心人都想改變這件事。 


「打擊翻版其實不是重點，而是你件事沒趣、公式化。與其打擊翻版，不如開拓新銷售方法。」瑞士政府剛發表報告，認為免費音樂下載乃合法行為，更呼籲唱片公司改變成規。西方網絡平台上，創作人直面觀眾、自由表達、分享靈感，這些apps也是「中間人」，但令人期待的是，它們能否成為更公平的平台。 


「我們的確想改變某些事情。但無謂講太多，做到再說！」 




後記：身份認同是不斷重複的遊戲 


Soliton 是物理術語，意指「孤立波(wave) 」。 


孤立城市人的音樂，「共鳴在於使用者能在給大眾的信息裏、加入自己的故事。」他們說Soliton的宣言很簡單：let'splay。容我過度詮釋：我們進入認真地玩的時代。有被訪者甲和乙這樣的創意人存在，是因為這個時代已經來到了，許久以前。 


「把一群生活在一起的異鄉人稱之為『社會』，簡直是一種詐騙行為，就連社會學家們都打算報廢這個養活了他們一個世紀的概念。如今，他們偏愛使用網絡（reseau）這個隱喻，來描述受到精密控制的孤獨個體彼此連結的方式，以及在『同事』、『死黨』、『關係』、『來往』或『奇遇』等各種狀況底下，人們之間微弱的互動行為。不過，這些網絡仍然可能凝聚成一個階層，在這個階層裏，人們只以暗碼溝通，身份認同只是一場不斷重複的遊戲。」——隱形委員會著《革命將至》 


外章／粵語歌詞密碼 


詞人黃偉文看到了自己創作的《木紋》出現在的士車身，在微博詢問發生了什麼事？Soliton指正在聯繫他——事實上，apps公司和唱片公司取了轉載權做廣告，並須服膺於唱片公司對政治等敏感歌詞審查底下；但似乎沒直接和詞人聯繫。今次Soliton亦須付唱片公司不少錢，甚至連訂閱戶口價錢也由唱片公司釐訂。「他們沒阻撓我們，已算幫到手。」 


詞人的作者形象和風格縱有多強，唱片工業重重的「版權保障」制度，終把曲詞人和其作品在交易平台上「剝離」。 


「香港粵語流行歌詞，卻依然是香港本土流行文化的最大宗。其於香港的滲透力，相對於香港電視電影動漫等大眾媒介，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後九七香港粵語流行歌詞研究》作者梁偉詩寫道，粵語是少有保有古代漢語的一支方言，「粵語九音」，遣詞精密刁鑽、語氣詞變化多端，而在香港再經歷洋化、都市化的洗禮，成為結合歷史社會文化強大的表達方式。 


黎彼得、向雪懷、林振強、潘偉源、周禮茂、鄭國江..七八十年代，反映現實、雅致文字、巧思奇想、人情觸感，伴隨着香港流行音樂事業的高峰走入尋常百姓家；至九十年代中後期「四大天王」的單一包裝時代降臨，音樂工業推向極端商業化及其他問題致使唱片銷量、流行曲影響力大不如前。黃霑說，「香港粵語流行曲死了」。 


「後輝煌年代」的近年，歌詞創作仍展現生機和變化，不同美學的可能性，重新打進香港人，尤其下一代的心。發掘情愛之外的議題，尤以現實相扣，除黃偉文和林夕，新一代對性別、政治等敏感議題的趣味發揮；奇特意象、蒙太奇短路；通俗食字近乎越界又若有所指。近年連談環保的歌也紅了；2005年前後興起的唱作歌手、獨立音樂人、網絡業餘詞人相繼冒起(又沉落)。粵語歌詞在僵化行內規則、全球化和大國崛起下更新城市記憶，繼承、重書香港人的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