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週刊》- 一腔怒火 兩行眼淚 李偉才

（刊於1148期《壹週刊》）

一腔怒火　兩行眼淚　李偉才
http://kornhill.dyndns.org/next_2/magdetails.php?book=4&issue=1148&page=064536631

轉載：《哥林多前書》的公共性

（轉載吳加恩「無法還原的痕跡」博客文章：林家揚博士【爭議與神學：哥林多前書篇】演講：《哥林多前書》的公共性）

http://isaac604.blogspot.com/2012/03/blog-post_15.html

金庸小說的理想與現實

（刊載於《讀書好》2012年3月號）

吳靄儀
大律師，現任立法會議員。八十年代曾任《明報》副總編輯，後為督印人，與金庸合作多年。她曾在《明報》撰寫專欄，評論金庸武俠小說，先後結集成《金庸小說的女子》、《金庸小說的男子》、《金庸小說的情》、《金庸小說看人生》四本專著。


讀：《讀書好》
吳：吳靄儀


讀：你評論金庸作品多年，武俠的世界其實跟現代相差甚遠，為甚麼武俠小說這麼有趣呢？
吳：首先我注意到這幾年香港武俠小說，特別是金庸小說，沒有過去的流行。我看武俠也感到與現代世界有很大距離，大家都像是用「傳統的科幻小說」角度去看，想看歷史、傳統文學、傳奇、說書，想聽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故事。這對於離開家鄉的留學生以至一般香港人都很吸引，殖民地時代香港滲入了很多英國文化，逐漸現代化，但也想知道自己文化根源是怎樣的。中文有很多詩詞與歷史，都有文化與道德規範的內涵，現代社會中仍然存在，跟我們仍有關連。近年的人比較着重經濟利益，生活都有問題時，傳統價值就跟他們關心的事太遠了。


讀：金庸改寫了三次，改動甚大，你專欄中就指韋小寶變成了「整過容的美人」，你認為哪些是好的修訂，哪些是壞的呢？
吳：一般而言，我都不喜歡金庸的修訂。最初金庸小說是連載的，金庸忙中寫作，少不免有瑕疵，作者當然想矯正。另一個因素是金庸有時離港，叫倪匡代筆，出全集時沒理由還用人家的文字。又有說是倪匡趁金庸不在時，「解決」了幾個人物，回來發覺沒了，他當然不服氣，要還原了，哈哈！這我是理解的。但有些是他因應讀者反應而改寫的，這通常都不太好。一個作者寫作時，通常有其理念，如果為了迎合大眾要求，不想結局悲慘、不想主角娶了壞人之類，就把壞人寫得好一點，是失真了。金庸起初覺得自己只是寫消閒小說，讀者開心 ww就可以了，但有時不應如此。我覺得改差了的，如《射鵰英雄傳》中南琴的一段，是否刪除了故事就不完整呢？不是。但寫得好的，刪了可惜。有的橋段很創新，修改後卻平凡了，《鹿鼎記》的韋小寶就是例子。當時金庸寫韋小寶這人令我很憤怒，為甚麼要破壞我們美好的期望呢？這種市井小人，沒義氣，跟過去的主角很大分別，我們讀書人很難理解，金庸就把韋小寶越改越正氣。但回想起來，原本的韋小寶是很創新的反英雄，改成平凡的好人就令人難以置信。


讀：即是你認為作家應有一致的世界觀。
吳：對，要忠於自己的創作理念，不能為了討好讀者而一改再改。有些修改像是表達他認為以前的理念不正確，他想令讀者感到自己道德較完整，這也不好。小說是求真的，感情要真實，改了就矯情。


讀：金庸的修改代表他本人改變了很多。
吳：我認為是的。曹雪芹也不斷修改《紅樓夢》，改不是問題，為何要改才是問題。起初金庸不過是一介小作家、辦報人，逐漸有了社會地位後，他覺得自己要立個好榜樣。為此要修改，把小說變得虛偽了。


讀：你寫過金庸的主角常有種英雄氣概，征戰一生後，要抉擇應飄然引退還是捨身取義。金庸最初有這種困境，那他成名後期是否已經為主角選好了一種出路？
吳：你可以看《鹿鼎記》中，韋小寶的作用就像《儒林外史》的人物，諷刺政治骯髒，皇宮如妓院。但當金庸成為正統後，康熙越修改越英明神武，變成英雄，韋小寶討好權貴變成正面的事，好像他們是真正的朋友。金庸走進建制，為建制講好話，跟以前挑戰權力、為道德犧牲的氣概轉變甚大。


讀：傳統文人追求明君，祈求管治開明，暴政不可取；但若英雄要挑戰暴政，卻是注定失敗的，還應該悲壯而死，這不是很矛盾嗎？
吳：傳統中國人要有理想，但世界根本不理想，因此為理想犧牲很偉大，像歷史上的蘇東坡。我理解要歌頌犧牲的精神，但我接受西方教育，覺得這種社會很不健康。金庸有對權力反叛的一面，《書劍恩仇錄》中香香公主死時，就用血寫下「不可信皇帝」。除了原版《鹿鼎記》換上嬉笑怒罵的方式，金庸小說都指出權力會腐化，明知會死都為理想對抗權力，《書劍恩仇錄》陳家洛終究要對抗乾隆。你可以選擇飄然遠去，不受權力污染，但始終權力會勝利。《鹿鼎記》修改後，權力卻變成正面的事，康熙玩弄權術似是正確的，只要能拯救天下蒼生就可以了，天地會反清復明不過是笑話。可能金庸見過鄧小平後，覺得共產黨也有好的一面，沒有權力支撐，社會可能更亂，開明專制還更好。很多人以為不強硬對抗，就能在建制中發揮作用，我覺得是自欺欺人。


讀：個人跟民族大義又如何取捨呢？
吳：郭靖在蒙古長大，但要他攻宋時他選擇守城。他不是從民族大義出發，而是為老百姓着想，深明戰亂之苦。喬峰面對的更甚，天地之大，何處容身？唯有自盡。《倚天屠龍記》張無忌對民族家國沒大興趣，只記掛幾個老婆；《笑傲江湖》又寫江湖爭霸毫無意義，不要像左冷禪這種人只想做武林盟主，其實最應追求藝術靈性交流的世界。


讀：你又說過金庸小說雖然追求理想，但更追求人情世故、圓潤的手法。
吳：比如《俠客行》中阿繡教過石破天一招「旁敲側擊」，比武勝出了也要扮成輸，說「大家今天不分勝負，後會有期！」為人留情面確是假話，但是善意的；《鹿鼎記》那種世故就有點過火了。


讀：《鹿鼎記》是敗筆嗎？
吳：不，其實是寫得最好的一本。金庸小說的人物都不是真的，像京劇一樣，只是理想型，小龍女美若天仙，喬峰是大英雄，都是為我們寫下一個典範。《鹿鼎記》是一種突破，變得寫實了，文筆活潑，十分流暢。雖然人們在現實有不滿時去看武俠小說，希望人有俠義之情，但《鹿鼎記》始終是好的創新，只是修改後太虛偽了。


讀：那麼幻想中的理想較好看嗎？
吳：如小龍女的女主角，一定是讀書人的夢中情人吧。黃蓉這種就不是夢中情人了，因為她太聰明了，要顧全的事太多，看得人都累了。


讀：你時常用「倚天屠龍」作比喻，二十三條、遞補機制是屠龍刀，法律、公義是倚天劍，為甚麼呢？
吳：政治議題比較難明白，我就想找大家熟悉的東西比喻。你說出了制衡的概念，武俠小說就是說權力與權力之間的制衡。俠士要殺昏君，一個人怎可能抗衡一個權力系統呢？就像墨子所說的俠，雖然出世卻為弱小打拼。「倚天屠龍」很形象化，有「武林至尊，寶刀屠龍；倚天不出，誰與爭鋒」的歌訣，容易明白。


讀：那如何避免像武俠小說一樣，為了復仇把事情黑白二分，最終做錯事呢？
吳：復仇就像是你生下來就要負上的責任，要犧牲很多東西。復仇在現代不可行，帶出的其實是如何在矛盾中自處，像喬峰就唯有自殺了。金庸原本在《笑傲江湖》也想突出黑白難分，正派中有敗壞，魔教中有正義，後來寫到正派完全變成邪惡，像岳不群；邪教卻變正派了，始終是黑白分明。


讀：你讀過哲學跟法律，從這些角度又會怎麼看？
吳：金庸小說就像京劇，顏色分明，不適合提出答案，但可以凸出問題。看見問題後，如何解決呢？各人要自己找答案。金庸提供了很多不同答案，郭靖決定殉城、陳家洛跟紅花會退隱、也有大團圓結局，提出標準答案的話就是教科書了。我讀的是批判哲學，看答案之間如何互相衝突，從中找自己的決定。《鹿鼎記》的答案是沒有抉擇，只走自己喜歡的路，這就最好了。


讀：二十多年前你寫過《小寶治港》，文武全才都失敗時，不如就靠韋小寶的福氣治港吧！今天我們真的有一個像小寶的特首參選人，是否悲哀呢？
吳：當時我意在諷世，面對九七議題，忠於中華民族還是香港價值，我們覺得嬉皮笑臉、走精面這些是不好的。但時至今日，韋小寶卻被人推崇了，民情接受了圓滑求存左右逢源，做大英雄反而是佔據道德高地講廢話。《飛狐外傳》中寧願殺子也要求清白，《射鵰英雄傳》李萍說我窮但我不貪，武俠小說更注重道德尊嚴，今天已經覺得是愚蠢了。


讀：如果康熙是中央，天地會是泛民，那誰能做小寶呢？
吳：相較起來，康熙更像個英雄，為天下蒼生做好事壞事，他問過，他做皇帝不好嗎？為甚麼要冥頑不靈呢？就像泛民要追求民主，有人寧願要經濟民生，不要這種英雄。《鹿鼎記》仍有其寓言價值，但出版時香港的反應，今天轉變甚大，現實不完美，理想難求。


讀：所以現代容不下英雄。
吳：人生不理想，但一定要有理想。武俠小說是最單純的理想，現代沒人叫你保家衞國或報仇，但你仍然可以追求仁義，可以為責任犧牲自己的安樂，可以忠於朋友。金庸小說的事並不會發生，像《趙氏孤兒》一樣，但道德情操是萬古常新。即使在古代，理想也可能是過時的，只要你自己重視就可以了。

社會發展 房屋指數10年最差

【 2012年03月08日蘋果日報】香港淪為「樓奴之都」。社會服務聯會公佈最新的社會發展指數，房屋分類指數首次錄得負數，是過去 10年表現最差，逾 14萬人輪候公屋，住戶開支比例增加至逾三成，負擔越來越重；兒童、青少年和低收入社群也現倒退狀況。社聯預警下屆政府，深層次矛盾進一步惡化，將危及管治。

民怨積累挑戰管治

社聯自 2000年起，每隔兩年進行一次社會發展指數研究，昨發表第六份報告，分析 2008年至 2010年本港 14個社會範疇的發展，包括家庭團結、房屋、經濟和教育等。研究顯示，整體社會發展指數由 2000年的 138升至 2010年的 188；其中 11個範疇均有升幅，惟房屋方面則大倒退，由 2008年的 118，大倒退至 2010年的-5。

社聯行政總裁方敏生指，現時劏房、板間房和籠屋的租金呎價，已接近港島區的私樓租金水平，基層市民再難捱貴租；且前年輪候公屋人數已達 14.5萬，較 2008年增加逾三成，輪候人數也持續上升。她又指出，單是住屋開支已佔住戶整體開支達三成二，生活負擔加重，預計房屋指數會繼續暴跌，情況令人憂慮。

研究也顯示，兒童、青少年和低收入社群的生活狀況現倒退。低收入人士狀況更錄得負增長，由 2008年的-2惡化至 2010年的-30，失業情況嚴重，窮人六成生活開支用於住屋和食品，通脹加劇更，生活每下愈況。

方敏生批評，本港經濟發展雖有顯著增長，但政府管治和施政不當，民生未見受惠，貧富懸殊越趨嚴重，社會怨氣越重。她促請下屆政府訂定長遠社福規劃，增建公屋和補助低收入家庭等。她警告若民怨繼續積累，弱勢社群被邊緣化，勢危及社會穩定，政府管治將再受直接挑戰。

一切由「電視看不到陳奕迅」開始 ——一個神秘apps創辦人的獨家訪問

黃靜應是我的大學同系生。她這篇訪問特別之處，在於將人物身份隱去，但在訪問中，又可以看出他們在音樂界應不是nobody。WHO的消失不一定等於訪問失去意思或者重心，而是正如受訪者言，沒有先入為主，更將注意力放在他們做的事上。

（轉載：原文刊於1月13日信報，作者於翌日將個人原版本刊登到Facebook上）


專題報道 | 文 黃靜 


(not the same as newspaper version) 


會客室內，我跟不願上鏡、不願在訪問裏表露身份的甲、乙兩個創意媒體人，做了一個不願談「在做什麼」、「未來做什麼」和「為何這樣做」這個透明度極低的獨—家—訪—問。 


「其實你可以作個古仔，鍾意講乜都得。」甲說。 


「若我們有個message，這個message就是我們並非玩嘢。」乙說。 


「令香港人開心就得了。我們想得很簡單。」甲說。 


「我們不是高竇。我們不想做英雄，brand行頭，我們不過想做人與人之間的東西。」乙說。 


我回道，但這個城市已經對你們的所作所為有所反應。想起你們底，想知道什麼葫蘆賣什麼藥。不知何日開始，商品推銷之間，鬧市裏，兀然豎立了林林總總鮮黃或海軍藍的、只有一句曾經hit爆的廣東歌詞的大型廣告牌。本應只會在K房內、舞台上、耳筒裏橫流的情欲，竟大模斯樣與異化、集體、消費主義的社會秩序「文本互涉」。從特定的娛樂場景剝離，歌詞突然紛紛成為「給香港的情書」。 


今天路經，仍令我想起，只有宗教團體才會在街道上「買廣告寫大字」——「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這麼多廣告始終花費一筆。看來你們真的有話跟香港人說（而不止於soft sell『四百萬養大孩子』那種賺人熱淚氹你落搭的廣告）。」 


「就是『不相信會絕望/ 不感覺到躊躇』囉。」甲說。這句出現在世貿對出，幾層樓高，正是《古惑仔》中陳浩南與山雞大搖大擺的銅鑼灣。 


「或者『世界末日到了麼/就算終結會如何』，大家點先？」乙說，挑機狀。 


「哈你們好像講緊沙士時期的香港。」 


「現在仲衰過沙士。」甲說。 


「當時還會團結一些，現在是自私，大家都為自己，為搵好多錢。」乙說。 


「為何現在的人要去到咁盡？」甲說。 


他們反轉了廣告方程式，沒明星沒嘜頭沒產品資訊無誇張圖畫。現在連我的訪問都要反轉：無人名、職銜、專業、品牌與機構簡介——在大眾傳媒裏，這些才算是可信指標。但他們就是要想像、營造一個「只是人向人說話的世界」。是故他們一邊向我的問題說不，一邊跟我談笑風生。「其實你可以作個古仔，鍾意講乜都得。」 


廣告，可以是記憶 


粵語歌詞是香港最頑強的集體記憶：香港人內心深處的腹語。 


面朝政府合署人山人海的灣仔天橋上，急急腳的打工仔路經黃底藍字的廣告板，上面寫上LMF的rap句「想我都想好像中咗頭獎/有嘢唔駛做/老闆又吹我唔漲」。 


沿路的士車身又有「明明綠燈/轉眼變成紅燈」，聖誕前後消費廣告中間，夾着「Merry merry christmas/lonely lonely christmas」。地鐵燈箱寫有「感激車站裡/尚有月台曾讓我們滿足到落淚」；還有「愁或喜/生與死/也是香港地」、「煤氣燈不禁影照街裡一對蚯蚓」..主要圍繞近二十年流行曲，最舊有陳百強，最多當然來自林夕和黃偉文的手筆。 


有人說那是她看過最深刻的廣告。有人拍下、截圖，有人把黃偉文歌詞與毗鄰的鐵達時廣告串連。有人開始不耐煩，以為他們故弄玄虛。 


鋪天蓋地？這一百款廣告牌，更像打游擊。「買的都是最平的位置，非行車的、隔涉的..一個紅隧口廣告便可抵上我們所有。」 


But the spell works。 


「若行內人想推廣這種服務，也許就會即時啟動『預設』︰明星代言、collag e 一堆相片。其實有什麼關係？郭富城跟你說這個service好，往往還加上『音樂．共享』幾個大字。」「以召喚情感共鳴去做生意，是否很計算？說真的，若整盤生意失敗，香港人開心了一下，也不錯。」歌詞廣告板右下角還有個小小的網址www.iknowthissong.org，是一個music sharing apps網頁，只留下一個叫Soliton 的組織名字，並無介紹。你只見到熟悉的音樂人、藝術家，或陌生人的playlist，和每天一百個apps試用額每每爆滿，有人在面書上說抽極不中。 


數碼音樂平台再定義 


這不就是一盤apps的生意麼？ 


怎麼登記成「org」，滿以為是什麼「保衞粵語運動」。 


「只是登記不到com。哈哈。」相信這是首個香港發展的音樂分享apps。外國不少早已發揚光大，Spotify和Rhapsody也剛和facebook合作，進一步擴展版圖。 


「我們不是做rocket science，不是開天闢地新技術。我們在重新定義用途本身。這是一個服務，但也是創意概念先行，微觀用者是怎樣的人，注視『身份記認』。而不是歐美或某些公司以科技去做招徠。好像每個人花很多時間update iPhon e，我們總是反過來在serve科技。不很奇怪麼？」Soliton網頁上最清晰的也只有廣東歌詞。所有apps服務都由歌詞包裝，若是香港人，或熱衷香港音樂的男女，才心領神會——這不是秘密組織是什麼？ 


例如，噏句歌詞，以聲音識別歌曲，是為apps裏「兩鬚斑白/都可認得你」的「voice recognition」。又或追蹤你的偶像、名人或陌生人在聽什麼歌：「現在網絡平台發展成『垂直社交網絡』，我們正在做音樂版的垂直網絡。」最後是主動介紹些和你口味相近、遠方朋友同步在聽的相關作品，未必是派台歌，乃在主流媒體以外發現遺珠。 


其實這些功能都見於現存的歐美音樂apps，「但它們沒有廣東歌。」甲說，之後會加上新遊戲，「都是為好玩。很想推廣以前香港強大的改編文化，並包容今天網絡時興的歌詞『後創作』。」 


其實，有人聽歌 


聽甲和乙娓娓道來，令人以為music sh aring apps作為一門生意，充滿未來。這令人不解：唱片工業大受打擊，大家不是以為音樂工業已是明日黃花？ 


甲：「YouTube十大點擊有三至五首是歌曲。有些人話你知，現在音樂事業不行了，沒人聽歌了；但一些客觀數據告訴你，並非如此。」 


評論人洛楓看過今年一些音樂頒獎禮，在網絡上寫：「到底是我太懷舊、太眷戀八、九十年代香港流行音樂的光輝歲月而無法投入這世代的歌音？還是眼前的聲色真的褪色了而無法撩動心弦？..真正屬於這世代的歌音根本進不了目前樂壇（假如有的話），腐化的建制，不是私相授受就是壟斷和利益交易，強迫大眾接受一個五音不全、聲底太薄只會張口的所謂歌手！..於是，真的想聽『好歌』、『好聲』和我們的『時代歌曲』，只會在網絡聽..」 


事情都在網絡發生了。 


甲：「我一直為音樂人做唱片封套。我遇到很多熱情的音樂製作人，依然好有力量。許冠傑代表香港？現在的歌手音樂也代表香港。」但筆者質疑現在的音樂少了影響力？「是現在的人不懂得欣賞，只懂得鬧。」甲回應。 


乙：「音樂有得做。為什麼？我們三人從事網絡或媒體，反而不是來自音樂工業。在核突狹小的商場寫字樓開始。緣起是在2010年尾，為大電子品牌發展intern et TV。當時無綫和四大唱片公司割絕，亞視又沒音樂，可以試試集中做音樂..若是個人版本，其實一切源於我太太問『為何電視看不到陳奕迅？』開始。大企業之間的瓜葛，與市民口味無關，就這樣切斷了流通。」之後Soliton找到中外投資者，辦公室細屋換大屋。但這時，無綫已和唱片公司解凍。江山未改，霸權難移。 


IFPI中港台報告指自1990年代中的十年間唱片銷量下跌85%。出奇在，根據外國一些報告，唱片公司在銷量大瀉下仍能賺錢。香港的唱片公司還是光鮮如舊，勇奪金曲獎的樂隊卻三餐不保。不少網絡平台的有心人都想改變這件事。 


「打擊翻版其實不是重點，而是你件事沒趣、公式化。與其打擊翻版，不如開拓新銷售方法。」瑞士政府剛發表報告，認為免費音樂下載乃合法行為，更呼籲唱片公司改變成規。西方網絡平台上，創作人直面觀眾、自由表達、分享靈感，這些apps也是「中間人」，但令人期待的是，它們能否成為更公平的平台。 


「我們的確想改變某些事情。但無謂講太多，做到再說！」 




後記：身份認同是不斷重複的遊戲 


Soliton 是物理術語，意指「孤立波(wave) 」。 


孤立城市人的音樂，「共鳴在於使用者能在給大眾的信息裏、加入自己的故事。」他們說Soliton的宣言很簡單：let'splay。容我過度詮釋：我們進入認真地玩的時代。有被訪者甲和乙這樣的創意人存在，是因為這個時代已經來到了，許久以前。 


「把一群生活在一起的異鄉人稱之為『社會』，簡直是一種詐騙行為，就連社會學家們都打算報廢這個養活了他們一個世紀的概念。如今，他們偏愛使用網絡（reseau）這個隱喻，來描述受到精密控制的孤獨個體彼此連結的方式，以及在『同事』、『死黨』、『關係』、『來往』或『奇遇』等各種狀況底下，人們之間微弱的互動行為。不過，這些網絡仍然可能凝聚成一個階層，在這個階層裏，人們只以暗碼溝通，身份認同只是一場不斷重複的遊戲。」——隱形委員會著《革命將至》 


外章／粵語歌詞密碼 


詞人黃偉文看到了自己創作的《木紋》出現在的士車身，在微博詢問發生了什麼事？Soliton指正在聯繫他——事實上，apps公司和唱片公司取了轉載權做廣告，並須服膺於唱片公司對政治等敏感歌詞審查底下；但似乎沒直接和詞人聯繫。今次Soliton亦須付唱片公司不少錢，甚至連訂閱戶口價錢也由唱片公司釐訂。「他們沒阻撓我們，已算幫到手。」 


詞人的作者形象和風格縱有多強，唱片工業重重的「版權保障」制度，終把曲詞人和其作品在交易平台上「剝離」。 


「香港粵語流行歌詞，卻依然是香港本土流行文化的最大宗。其於香港的滲透力，相對於香港電視電影動漫等大眾媒介，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後九七香港粵語流行歌詞研究》作者梁偉詩寫道，粵語是少有保有古代漢語的一支方言，「粵語九音」，遣詞精密刁鑽、語氣詞變化多端，而在香港再經歷洋化、都市化的洗禮，成為結合歷史社會文化強大的表達方式。 


黎彼得、向雪懷、林振強、潘偉源、周禮茂、鄭國江..七八十年代，反映現實、雅致文字、巧思奇想、人情觸感，伴隨着香港流行音樂事業的高峰走入尋常百姓家；至九十年代中後期「四大天王」的單一包裝時代降臨，音樂工業推向極端商業化及其他問題致使唱片銷量、流行曲影響力大不如前。黃霑說，「香港粵語流行曲死了」。 


「後輝煌年代」的近年，歌詞創作仍展現生機和變化，不同美學的可能性，重新打進香港人，尤其下一代的心。發掘情愛之外的議題，尤以現實相扣，除黃偉文和林夕，新一代對性別、政治等敏感議題的趣味發揮；奇特意象、蒙太奇短路；通俗食字近乎越界又若有所指。近年連談環保的歌也紅了；2005年前後興起的唱作歌手、獨立音樂人、網絡業餘詞人相繼冒起(又沉落)。粵語歌詞在僵化行內規則、全球化和大國崛起下更新城市記憶，繼承、重書香港人的密碼。

當權力在手（龍應台）

文／龍應台
天下雜誌276期 2003/6/1

卸下公職，龍應台重新執筆，再次以知識份子與作家的身分，一抒己見。三年公職生涯，她看得多、體會更多，觀看世界也有不同的想法。《天下雜誌》自本期起刊登龍應台專欄，為讀者提供更廣泛、更深層的人文觀點。

我是一個有筆的人。筆，是一種權力，它可以針砭時事，裁判是非，它可以混淆誘引，定奪毀譽。

做為政務官的三年三個月三天期間，我封筆不作，停止評論。不是因為行程太忙，而是對權力另有思索。

開始整頓二二八紀念館的管理制度時，像打翻了一個蜂窩一樣，攻詰與批鬥撲天蓋地而來，語言激烈，聲勢凶猛，社論、評論、專欄、投書，在特定的報刊上一篇接著一篇出現，甚至結集出書，充滿了政治的黨同伐異。這種鬥爭的語言使我想起當年《野火集》所引來的國民黨報刊的集中圍剿，唯一的差異是，當年被國民黨指控為「獨派」，現在則被另一群人指控為「統派」。

我不作聲，悶頭做事。但是當「龍應台是文化希特勒」這樣的大字標題出現時，我開始問自己：這是不是已經超過了文明社會應容忍的底線？龍應台，你是不是應該把筆從「鞘」中拿出，把是非說個清楚？

權力，可載可覆，可生可死 

精疲力盡回到官舍，總是午夜時分；打開電視，又是唇槍舌戰煙硝滾滾，媒體記者臧否政治人物，學者專家論斷行政官員，行政官員反駁民意代表，民意代表品評天下事物，每一個人都在恣意行使他的權力。

關掉。

這樣張牙舞爪的權力，使我不安。

每一種權力都有它本來的目的。政務官負責政策的擘劃，事務官負責政策的執行，民意代表負責審查，媒體記者負責監督，知識份子用知識和筆做時代的眼光。這五種人手裡都掌握了一個東西，叫做權力，但是每一種權力作用不一。

政務官的權力在於理念的實踐，他意念中想做的事情，因為手中擁有權杖，全部都可以變成現實。在這個意義上，總統和縣市長都是政務官。他說，河邊應該有一個音樂廳，河邊就有一個音樂廳；他說，古蹟應該全面保存，古蹟就被全面保存。反之亦然，他說，鎖國開始，國家的大門就啞然關閉；他說，打倒「偶像」，「偶像」就在煙塵中轟然倒下。

這種「點石成金」的權力是任何建樹的必要條件，但同時蘊藏著破壞和毀滅的能量。海珊把國家帶到滅亡的深淵，布希把國家拓展成武裝的世界警長，都是這種權力的行使，它可載可覆，可生可死。

事務官的權力在於執法，政策和法規透過事務官的實際操作才發生效力。手中握著法規，他決定發不發給建築執照，通不通過環境評估；他起草的公文、蓋下的印章，決定他所服務的社會做不做得到「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他是否聰慧，能活潑解釋死板的條文？他是否具執行力，能貫徹政策的初衷？要窺探一個國家文明的程度，先去測量這個國家事務官聰慧和執行力的程度。

事務官手中的權力行使適當，國家機器運轉順暢，就是國泰民安。事務官濫用權力，就成為荼毒生靈的惡吏。司馬遷以不世之大才，被「吏」的「威約之勢」踐踏折磨，以至於讀書人「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心惕息」。「吏」治清明與否，其實是國家禍福的指標。

民意代表的權力，透過預算以及法案的審查，體現在對於官吏施政的監督。預算編列符合不符合國家發展的需要，預算執行符合不符合預算的編列，法案的精神符合不符合現實，含不含配套措施，有沒有遠見，都是民意代表可以而且必須定奪的地方。他的權力不在於空談國是，漫天批判，而鎖在一個非常明確的焦點領域：檢驗政務官提出的施政藍圖，秋毫明察，錙銖必較。民意代表是政策品質的把關者。

民意代表如果失職，推出的法規制度可以禍國殃民，通過的施政預算可以勞民傷財；民意代表如果濫權，官商可以需索無度，國事可以空轉虛耗。民意代表的權力若是使用在刀口上，那麼政務官不敢無識，事務官不敢無能，法規不容偏頗，施政不許懈怠。這樣的權力是為智者設計的。

如果民意代表的監督權力限制在一個小而關鍵的焦點--預算和法案，那麼媒體的權力領域就大多了，它可以「空談國事，漫天批判」，只要有事實的根據。一個取得了人民信任的媒體權力可以大到左右國家前途，形塑社會價值，決定元首的去留，它更可以輕而易舉地成就一個英雄或者毀掉一個偶像。這種權力被扭曲、被操縱的時候，就是一個社會的核心價值基礎開始腐蝕的時候。真和假，是與非，崇高或可恥的標準一旦顛倒混淆，幾代人的努力都可能變成虛無，又要從零開始，可是誰不知道：不斷地從零開始是絕不可能累積成文明的。

知識份子依靠知識和見識取得指點江山的權力。知識使他懂得多，見識使他想得深看得遠，下筆如千軍萬馬，人們屏息傾聽。國家有難、局勢有變的時候，他的言論可以是混沌中的明燈，他的行為可以做為人們仰望的典範。在亂世中，他的言行更可以與當權者抗衡較勁，比春秋長短。知識份子手中有筆，筆就是權力。當他的筆無法行使權力的時候，知識份子就得反躬自省：是亂世危邦的客觀環境不許，還是自己的無知無能與墮落？

每一種權力都很可怕 

相較於廣大的平民百姓，政務官、事務官、民意代表、媒體記者、知識份子都是掌有權力的人。細究之下，每一種權力都很可怕，它可以興邦，可以覆邦，影響這一代人的此刻，下一代人的未來。掌權的人對自己手中所握有的權力--權力的性質、權力的界限、權力的責任，是否深思過呢？

政務官該不該做事務官的工作？不應該，可是內政部長硬是會帶著大批媒體記者親自挨家挨戶去臨檢居家隔離的人，一件基層事務官該做的事。而當政策執行不力的時候，政務官又要指責是事務官失職。疫病席捲全國，總統、行政院長、部長等等不停地在媒體前，義正辭嚴地，指責各層事務官的處理疏失--口罩遺失、疫情謊報、設備不全、後援不足……，為什麼不指出，問題的根源在於五十年都沒建立起完善的基礎醫療體系以及科學的管理制度，以至於疾病一來潰不成軍？而基礎醫療體系和科學管理制度的建立難道是事務官的權力？政務官幹什麼去了？

誰有權力，誰就要負責任；誰的權力愈大，誰就要負愈大的責任。權大責小，造就虛偽怠惰的政務官；責大權小，培養推諉避過的事務官。

民意代表該不該行使媒體的權力--經營媒體，或者在媒體主持政治節目？不可以。問題有兩重，一是球員兼裁判的不公。民意代表也是媒體的監督對象，自己怎麼監督自己呢？一是公器私用的不正。民意代表的俸祿得自人民，所佔的位子是謂公器，自己的工作時間、所蒐集的資料、所得來的訊息、所聘用的人員，所過手的一張紙一枝筆一枚針，都應該百分之百用在預算和法案的審查上。任何一點點一絲絲因為公器而得來的，用在與此公器無關的事情上，都是一種公器的私用與濫用。博物館館長不能開古董店，公私分明，利益迴避，是權力行使的前提。

政務官該不該使用知識份子--作家的權力？不應該。一旦「下海」成為政務官，就應該是各方檢驗批評的對象。政務官的舞台是他的施政，他一切的自我辯護應該都在他的施政措施中不言自明。一面享有施政實踐的權力，被批評時又想同時擁有知識份子的言論利器，豈不等於既是馳騁場上的球員，又要做吹哨子論斷成敗的裁判？施政者掌有知識份子沒有的權力，就是使理念成真；知識份子擁有施政者沒有的權力，就是對現實進行批判。知識份子可以進入官場取得實踐權，施政者也可以在退出官場後行使言論權，但是同時要擁有兩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權力，是不誠實的。

民主是責任政治，掌什麼權力就負什麼責任。政務官事務官有職責，民意代表、媒體、知識份子有言責，兩者各有所司，彼此制衡，不可混淆。

我的筆，不能出鞘。

一篇文章讓我瞿然而驚 

因二二八而招來的侮辱和攻擊三年中沒有停過，我不曾寫過一個字回應。在一個失眠的夜晚，讀古書解鬱，一篇文章讓我瞿然而驚，徹夜清醒。

陽子是一個聲望極高的知識份子，被朝廷延攬為諫議大夫。他在朝時和在野時舉止一致，照樣修身養性，謙抑不語，輿論加以讚美。作者卻大不以為然。他說，「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處於不同位子上，君子的作為必須兩樣。陽子在野時，只對自己負責，可以潔身自好；一旦在朝為官，對天下負責，就應該積極任事。陽子顯然沒有認識到在朝與在野，有權與無權的分際。

對於政務官的去留，作者引用孟子的話，「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負施政責的，無法施政就應該求去；負言論責的，不被採納就應該辭職。陽子在位而不作為，「得其言而不言」，與那些「不得其言而不去」的戀棧者，是一樣的有虧職守。

政務官以實踐理想為己任，不為俸祿而出仕；為了俸祿就應該做事務官。事務官也必須盡責。「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孔子當過倉庫管理員、飼養牲畜的小吏，也要把物品數清，牛羊安頓了才能下班。

有人為陽子辯護，說他的靜默是由於不願意以喧嚷君主的缺失來表現自己；他的諍言都是關起門來說的。作者說，關起門來對長官進諷勸而不讓外人知道，是幕僚的本分，幕僚對君主負責，但是諫議大夫不是幕僚，是諫官，諫官對天下負責，他的意見應該讓「四方後代」都聽見。在什麼位子，負什麼責任，責任不能錯置。

而作者又站在什麼立場上對政務官提出這樣的批判呢？「君子居其位則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掌有施政權力的人，應該為他的責任粉身碎骨，不掌施政權的知識份子另有職責，就是「修其辭以明其道」，把眼光和理念，用筆，說清楚。

午夜的我掩卷嘆息：是什麼時代的什麼人，對於權力與責任有這樣深刻的洞見？

寫「爭臣論」的韓愈，只有二十五歲，距離今天一千兩百年。那是今人所瞧不起的「專制封建」的時代。如果「專制封建」的「仕」和「士」比民主自由時代的政務官和知識份子還要有擔當、有分寸，對權力更嚴謹、更不惑，對責任更進退有據、更有為有守，民主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呢？

媽媽，你去買就是腐敗 

文化局的活動有很多企業廠商的贊助。有一次一家世界知名的運動鞋廠捐給了我們八千雙跑鞋。合作的過程愉快，熱情的經理說：「局長，帶孩子來買鞋，給您打對折。」十三歲的孩子從德國飛來，我就準備帶他到鞋店去買鞋。他很興奮，因為那是名牌，但是他說：「不過媽媽，你要知道喔，你去買就是腐敗。」

我大吃一驚：「什麼意思？你在說什麼？」

孩子慢條斯理地解釋，經理的半價優待來自你和他們的合作，那是政府的行為。由政府行為所衍生出來的優惠，就不應該由你個人來接受，接受了就是公器私用，就是腐敗。

孩子說完就轉身去玩電腦，留下我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

孩子說得完全正確，我那麼注重公私分際的人竟然被孩子教訓。但是，這個十三歲的孩子從哪裡得到這樣的概念呢？他怎麼知道公器不能私用而且還會對現實生活中的事情做對錯的價值判斷呢？他的公民教育是怎麼形成的呢？

我追過去問他，他覺得我大驚小怪，不耐煩地瞪我一眼，說，「吉斯是怎麼下台的？」吉斯是德國ＰＤＳ黨的主席。因為公務常常飛行所以累積了附贈里程，他就利用這附贈里程去度私人的假期。吉斯因此下台。

當權力在手 

三年筆不出「鞘」，是因為我希望謹守民主的遊戲規則。我不安，是因為認識到：權力愈大，責任愈大，所可能辜負的人，愈多。權力大，而又不知謙卑的必要，一不留心，就是一個「以萬物為芻狗」的結局。